《重庆高教研究》更换采编系统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五十九章以“推动教育现代化”为题，阐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主要的政策指向。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国民，这一切都离不开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上位理念，是覆盖学校各方面工作、贯穿学校“全时空”的教育思想。坚持素质教育的思想，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开拓创新，因为素质教育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思想，要以创新的精神去落实。当前，我们在世界高等教育中能够发挥引领作用的新理念、新模式还不多，更应该强调高等教育自身的创新，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用中国的话语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带一路”为推动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提供了良好机遇，然而，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沿线国家范畴没有明确界定，掣肘沿线国家教育深度合作的推进。若按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一带一路”涉及约59个国家；若按“一带一路”的官方地域表述，则涵盖90个国家；学界更有“17个重点国家”之说、“64个板块国家”之说和“不限定国家”之说等多种见解。综合考虑历史沿革、战略内涵等因素，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少应有73个，即“73+”之说，主要包括亚、欧、非3大板块，其中东亚2国、东南亚11国、南亚7国、中亚7国、西亚18国，中东欧20国、西欧4国和南欧2国，再加非洲2国。“73+”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教育合作的“靶标”国家是一个底数为73的非限定值，沿线国家的教育深度融入可先从这73个国家入手。

“新海丝”不仅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当代重现，它所包含的文教交流的意义丝毫不弱于经贸往来。海峡两岸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根据地，两岸之间的文教合作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国际发展至关重要。“新海丝”倡议下两岸文教合作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这为两岸的文教合作注入了新动力。一是给两岸经济发展带来商机，增强两岸合作驱动力；二是可以减少两岸文教合作中的政治影响，促进两岸文教合作纵深推进；三是有利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复和传承；四是有利于两岸之间消除偏见，寻求认同；五是有利于两岸经贸交流合作。在“新海丝”架构下，两岸文教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将进一步丰富与创新，促进两岸文教软实力的增强。两岸合作打造文教软实力的路径选择可从几方面入手：一是两岸文教部门借助“新海丝”倡议，签订文教合作官方协议；二是推动两岸文化企业贸易合作，加强文化认同与融合；三是开展多渠道的文教交流，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四是拓宽两岸高等教育合作内容，促进两岸高等教育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和地区迎来新一轮学术人才流动热潮。在这种背景下，既应关注国际学术人才流动大趋势，也应分析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学术人才流动的规律变化。研究发现，当前东、西部大学教师流动迎来历史性重要拐点：西部高校教师流动参与度大大降低，反映出西部学术职业质量出现断崖式下滑的新情况；东部高校本地化、国际化的教师流动逐渐取代了对西部教师的“掠夺”，东部高校甚至向西部高校流入了更大比例的师资；与此同时，西部高校之间互助流动非常缺乏，西部高校流入学者中来自政企单位的比例较高。高校教师流动“拐点”的出现，既反映出东、西部人才流动的新格局，又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东部对西部人才“掠夺”的格局，为东、西部教师流动新常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此，课题组建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一方面应完善“非升即走”的学术职业晋升制度，通过4大举措确保人才流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有所保障；另一方面应完善西部高校多元引才的体制机制，强化从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尤其要从“一带一路”学术市场引进人才，突出东、西部差异化的竞争发展战略以及促进西部高校联盟内部的良性流动3方面入手，探索独立于东部高校的人才发展路径。

在众多地方高校中，存在着一批长期立足行业办学、形成了独特办学风格与学科优势的高校。然而，由于高校层次分类的“二元结构”,诸多地方高校在财政、学术和社会声誉等资源上与部属高校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国际化水平与效益普遍较低。“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作为知识创造和文化传播的主体，地方高校理应积极融入其中，充分利用倡议带来的机遇与平台，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探索符合地方高校实际的国际化理念及路径。

美国高校在科研不端行为治理方面拥有一个较为完备的防范体系。该体系由联邦政府负责统筹、引领，非政府组织与之配合形成补充机制；高校则在政府部门和学术团体的合力监管下，通过制定事前预防与事后严惩并重的防治措施，以及保护各方权益的法规政策和严密的调查处理程序，形成完备的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以美国为鉴，可为我国构建一个有法可依、有序可循的大学科研不端行为防范体系提供操作性建议。

为规范学术研究行为，维护学术界声誉，构建良好的学术秩序，以文部科学省为首的日本各学术主体纷纷出台了治理科研不端的行为指南，形成了以规范性与专业性、可操作性与透明性、严厉性与保护性、教育性与预防性为特色的治理体系。尽管该体系还存在着耗时长、滞后性和欠缺强制性的漏洞，但日本已从颁布普适政策、完善人才聘用机制、建立全国主管机构、改革期刊评审系统4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我国应积极汲取日本科研不端行为治理体系的理性架构，认真贯彻“依法治国”精神，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建设；积极践行信息公开制度要求，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健全举报人保护机制；提升科研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开展科研道德教育培训。

高考制度改革关乎高中生的切身利益，理应倾听高中生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安徽省合肥、阜阳、安庆3地高中生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兴趣度、关注度、关联度和公平显示度4个维度的调研分析，高考制度改革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国家实施文理不分科的政策应分步进行，系统推进；二是学生自我意识觉醒，强烈要求实行更为多元化的评价与录取方式；三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限，实施高考科目一年两考的改革有潜在的风险和隐患；四是要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向创新能力与创新意识方面倾斜。

自主招生在高校人才选拔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以下社会公平问题：考试形式及内容设计不科学，特长生选拔突出中产阶级及城市化特征易引致阶层公平问题；法制建设不完善、监管不力、行为失范易导致道德公平问题；考生经济负担的加重和高校选才成本的增加易导致经济公平问题；社会舆论过分关注则易导致“不公平引导”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的存在会损害高校自主招生的选才质量，并引发社会稳定等诸多关联问题，长远来看对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重大隐患。因此，需要从大力推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构建公平基础，着眼于考生全体，推动自主招生考试命题的科学化、规范化，以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地区考生参与自主招生，加强顶层设计，依法规范自主招生等几个方面，规避并解决高校自主招生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中国高校教师流动政策经历了肇始、初步建立以及不断发展3个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从其政策价值取向的变迁路径来看，呈现出由“国家本位”转向“学术本位”、由“单一性”转向“多样性”、从“计划性”走向“市场化”的基本特征。高校教师流动政策的历史变迁逻辑主要表现为：流动理念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引导”，流动机制从“计划调配”发展为“双向选择”，流动意愿从“被流动”转变为“要流动”，总体呈现出从带有强制性的政府主导型高校教师流动政策，逐渐演变为以“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高校教师流动政策。我国高校教师流动政策创新需要以“学术人”为立足点，以“有序自由流动”为目标选择，遵循人才流动规律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规律。

考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途径是量化分析高等教育投入、产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及其时空变化趋势。运用系统协调度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研究我国省域高等教育投入、产出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显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度不断提升，但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高等教育投入协调度呈现明显的“东部凸起” “中部塌陷”特征，高等教育产出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居中的梯度分布态势。高等教育协调度在相邻省域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局部空间依赖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先后3次组织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结合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从学科团队汇聚、科学研究评价、人才培养评价、学术声誉评价、支撑条件评价等5方面对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历史变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2012年学科评估强调成果利用，提倡分类指导，突出高校的创新引领作用。2014年高等学校科技分类评价重点关注学科内涵建设，更加强调高校服务需求的科研能力提升，要求科技服务形式更加多样化。而《方案》则强调以学科为基础，重在优化学科结构、凝练学科发展方向、突出学科建设重点、创新学科组织模式等。因此，各高校应该从加强学科团队建设，推进学科内涵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创新优秀文化，推进成果转化，加强学科促专业、科研促教学的作用，加大支撑条件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做好学科建设工作，逐步促成我国“双一流”建设的远景目标的实现。

时间是教学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但在当前的大学课堂中，由于缺乏时间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导致时间浪费、教学效率低下等情况较为常见。通过行动研究的调查分析发现，在大学课堂上进行时间管理可以有效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的注意力和效率。因此，当代高校教师掌握服务于课堂教学的时间管理措施是必要的。

中外合作大学建基于全面引进西方高校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国际化特征。然而，西方大学的课程体系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中难免会遇到不适应问题。为推动课程的有效实施，中外合作大学必须结合本国高等教育发展实际，对国外大学的课程体系进行本土化改造，具体包括适应性本土化、补充性本土化和重塑性本土化3种改造形式。

相比信息技术普及前的时代，信息时代的翻译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翻译生产方式由个体行为向集体协作模式转变且信息技术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翻译对象由文学文本转变为应用型文本，翻译标准由“信、达、雅”转向多元标准，翻译的职业化特征也日益显著。这些新的变化能给翻译专业教育以重要启示：应改革教学内容，加大翻译技术类和职业教育类课程比重，并将应用型文本作为主要翻译材料；可采用项目式、体验式、合作式、翻译课堂、学徒制等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建构行业需要的能力；在评价方式方面，可借助在线学习管理系统实施形成性评价，采用答辩、撰写调研报告、实施项目等方式强化学生的翻译职业能力。

教师发展水平对高等教育质量有重大影响。英国爱丁堡大学不断扩充教师发展中心的职能以期覆盖更全面的服务内容，通过设立教学证书、为教师开设培训课程、开办工作坊、向教师提供丰富的信息与资源、协助教师进行教学评估与反馈、支持教师进行包容性教学等方式来促进教师发展，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爱丁堡大学的经验可为我国高校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提供借鉴，高校应完善教师培训认证制度、开展多样化的课程与工作坊、培育教师发展中心特色、细化项目支持与丰富信息资源，多角度采取措施提高教师发展中心水平。

马来西亚作为多民族国家，在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方面的探索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从配额制到精英制的改革,力促实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学生在马来西亚获得高等教育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且录取标准灵活。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选择机制实行资格证书制，但过于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对该国的教育和经济等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以2002—2015年CNKI收录的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相关论文为基础，运用Cite Space绘制的知识图谱科学地展示高等教育质量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质量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规范性原则向实践操作性研究转变的线性过程；研究的热点主题聚焦于多元质量观、质量保障以及教学质量等方面，呈现出继承性和延续性的特点；研究前沿由外延式转向内涵式，体现了研究的发展性和聚焦性特征；高等教育质量研究逐渐形成四大领域，其中以质量保障领航的宏观质量研究备受瞩目。